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花道里的“物哀”精神。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从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多愁善感、毫不留情、哀婉、凄美、残酷等等，就是我们通常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物哀”了。日本人观花，是在落花一瞬中感悟人生无常，正是这种人生无常感打开了日本人的“物哀”之眼，在插花仪式中观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开花落之短暂，与其“赖活”，还不如以美的盛姿，去装点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如果武士道是日本人的手背，那么花道就是他们的手心。从这两点进入日本文化，应该是了解日本人比较容易的一个视角。
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会培育花的。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对于原始生存状态的人，花草是解决人或牲畜的食料，与人的精神、审美或文化无关；第二，花草是一种文化，它超越了原始生存的功利性需求，直接进入人的精神生活，对花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格调。
的确，日本人爱花独特，爱出了信仰色彩，悟出了生死在落花一瞬中获得的美学意义，这印证了知堂老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
日本之樱，与欧洲或中国固有的、期以果实的樱桃树不同，是观赏之花。观赏性的花，脱离了功利羁绊，纯然审美的意味，伊始便占据了精神的高度，很容易升华为民族的整体精神象征。民族精神，以花为喻体，无常的美感里，便会生成整个民族的“物哀”之心，而一个民族“物哀”起来，常常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后果。它可以带来一个民族素质的自我过滤以及在生活中的审美提升，也可以让日本人赋于樱花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的悲剧感时时伴随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始终。
不过，樱花这一国粹意义，日本人也是逐渐自觉的。
当樱花从山野进入庭院时，一开始并未获得浮华的贵族趣味的赏识。奈良时代梅花优越，因为梅花是舶来品。贵族的视野飘洋过海，从小岛进入大陆，追随唐朝文化。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想象的梅花，反而忽略了身旁的樱花。梅花开在唐诗里，清幽、高贵、华丽，遣唐使把诗带来，梅花便随诗而来，诗的意境和盛唐气象，也一并传来，就这样，梅花和唐诗，一起开在了岛国上。
日本国土本无梅花，贵族们开始多从唐诗里感受梅花，竟然咏梅成风。《万叶集》卷五有“梅花之歌三十二首”，诗人大伴旅人咏梅诗曰：梅花纷落，如天飞雪。又歌曰：梅之花在梦中语，我想那是风雅的花呀，纷纷落我酒杯里。借了诗人的歌喉，梅花入梦、入酒，这在当时是很风靡很时尚的文化追求。
从《万叶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萌发了四季意识。《古今集》问世的时候，一种四季转换的季节感诞生了，这种季节感不是基于农时之需，而是趋于都市化的贵族趣味，或宫廷风气，是对四季的纯粹审美。通观《万叶集》，有梅花诗百余首，而樱花诗却只有40余首。到了《古今集》里，樱花诗增多了，达到百余首，而梅花诗仅20余首了。比起梅来，樱花断然居首位。诗人吟樱咏梅，一增一减，可见贵族的趣味之变。
贵族的趣味，跟着文化价值的取向走。平安时代，日本本土意识觉醒，文化价值欲从唐化中挣脱出来，首先表现在樱花的本土意识抬头。
樱花在本土神话里显灵了，花开表示神意，日本人开始用樱花卜问吉凶；当樱花飘落时，日本还有“镇花祭日”节，祈祷落花安息；春天来了，樱花作为田神来访，是“田打樱”的春耕时节，首先是农民进入春山在野樱树下聚餐观花，迎接春耕。
这一风俗，在平安朝，从山野进入宫廷，每年的樱花满开日，举行樱花宴，形成了“花见”节日。据说，嵯峨天皇首创春天赏花飨宴，开了宫廷“花见”的先例。此例一开，贵族的趣味为之一变，由惯性的咏梅，转向自觉的赏樱。吉野山的樱花怒放时，天皇亲自莅临，被花迎接，被花目送，从山脚到山顶，数万株樱花，一步步先后次第为天皇开放。
樱花，因为落花纷纷如吹雪，为贵族们所爱，成了贵族之花，赏樱花也与农耕脱离，成为风雅之事。因为贵族们的咏叹，为樱花赋予了诸多浪漫的气质，诸如凭吊、叹息、悲泣、激动、欣喜。樱花，花期短暂，多为7天，满开只有一日，开时相偎，簇拥而来，谢时同去，一时纷纷，齐开齐落，似云水流逝。诗人西行法师吟曰：我愿春之际，死于花之下，于释迦涅槃望月日。落樱之美，诱人祈望向死，这种“物哀”之叹，从此绑定了日本人的一生。日本本土文化，也因樱花而开始自立。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与武士，命运酷似。花美数日，人武几时？人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死，武士之死，如花落一瞬，是一种终极之美的姿态！这是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一如当代的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