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属活字印刷术在500多年前的欧洲出现时，当时的人们经历了一次信息交流方式的大变革。从15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叶，这期间诞生了欧洲最早期的印刷书，也被形象地称作印刷时代的“摇篮本”，其开创者人威廉·卡克斯顿，被冠以英国“印刷之父”的美誉。
卡克斯顿大约在1422年出生于东南部的肯特郡，这一地区在当时是英国毛纺织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根据其后他在多部印刷书的序言和后记中所记，他曾被家人送入学校读书，在接受了基本文化课程的学习后，卡克斯顿来到伦敦，成为大布商、后来的伦敦市长罗伯特·勒泽的学徒。这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他可以尽快成为颇有权势的布商公司的一员。
15世纪中期，布商在英国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英国商业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从一个主要的原料、羊毛出口国成为呢布制成品出口国。布料制造业的大发展促使大布商的出现。这些布商拥有长期积累的雄厚资金，并具有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更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一套从购买羊毛，让妇女和孩子纺纱、织工织布、漂洗工漂洗、染工染色，再到修剪工修整完工，最后由商人带到市场上出售的较为成熟的“生产体系”。在这一行业浸淫多年，无疑使卡克斯顿对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模式熟稔于心。
与其早年的布商经历一脉相承，卡克斯顿从事印刷书的生产，目的极为明确，即让书籍产品投入市场以赚取利润。这在其印刷书的语言、题材以及印刷所的地点选择上得以清晰地显现。
卡克斯顿在科隆学习了印刷术后，于1472年底偕同助手带着印刷所需的生产材料回到布鲁日。他在那里印制了其翻译的部书《特洛伊历史故事集》，该书也是历史上首部英语印刷书。在此之后，英语书籍便一直是卡克斯顿主要的印刷出版产品，他对当时风靡欧洲大陆的拉丁文书籍则鲜少问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欧洲大陆的拉丁文书籍生产水平较高，他在制作工艺上难以与之竞争；当时人文主义的大潮尚未在英国引起多少涟漪，牛津剑桥的学生人数一度减少，因而拉丁文市场极为有限，欧洲大陆生产的书籍通过贸易渠道便可以很快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经历百年战争洗礼的英国人，民族主义意识在这一时期愈发强烈，英语被广泛应用，逐渐成为官方语言；而随着小学和文法学校的发展，英国人的识字率明显上升，据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估计，15世纪已有50万以上的英国人有识读能力。或许正是看到了民族语言潜在的巨大商机，卡克斯顿遂将主要目标瞄向广大英语受众，也无形中增加了自身产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卡克斯顿在印刷书籍的题材与内容选择上是比较保守的。他印制的书籍大多已有手抄本，并经过了市场的检验，他不会轻易涉足从未在市场流通过的题材，这是保证书籍销量的最安全措施。譬如，他印制的首部印刷书便是听从市场的召唤使然。根据卡克斯顿在《特洛伊历史故事集》序言中的说法，他从事该书的翻译出版活动主要是出于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的督促和要求，又因为“我已经答应许多绅士和我的朋友，要尽快送给他们这部书，因此我花费大笔钱将此书付诸印刷”，表明他的产品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需求。又如，卡克斯顿大量印制乔叟的作品，实际上也与乔叟作品较能投中世纪末期英国宫廷读者所好有关。
卡克斯顿于1476年下半年与其助手德·沃德及其他几位工人，携带诸多手抄本和印刷书、印刷机器和已知的两种字模回到英国，在威斯敏斯特租下一间店面作为印刷所。卡克斯顿之所以选择威斯敏斯特而不是伦敦作为营业地点，可能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他为了更加接近宫廷，这样便于他寻找到富于影响力的赞助人。到15世纪时，英格兰国王、内侍和大臣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堡。由于议会会议经常在威斯敏斯特举行，威斯敏斯特宫自然成了王国的中心。政府各部门也渐渐地在威斯敏斯特的河岸区设立了办公室，这一带逐渐变成了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第二，靠近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便于出版一些宗教类书籍，或者最好能直接从修道院那里得到一些差事。比如他在英国本土印制的件印刷品就是为代理主教约翰·甘特所做的免罪书，而甘特当时是阿宾顿修道院的院长。第三，当时在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之间出现了四个大的法律协会，那些应用普通法的法官和律师都在这里接受法律教育，这样便出现了对法律用书的巨大需求。因此，卡克斯顿的选址完全出于主动寻找市场的目的。